教学与科研关系是现代大学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教学与科研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一直是高等教育界的重要课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推进，教学与科研关系问题更成为研究的热点。
　　从研究范式来讲，已有研究可以分为本质主义范式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前者试图探寻教学与科研之间内在的、确定的本质关系；后者则试图描述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社会建构性，属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在细致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认为，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更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因此，本书定位为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又存在结构范式和行动范式之分。前者强调社会对于主体实践的制约，后者则强调主体的自主行动。吴洪富编著的《大学场域变迁中的教学与科研关系--一项关于教师行动的研究》则以协调“结构”和“行动”的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基础开展研究。布迪厄的基本立场是反对社会结构与主体行动的“二元对立”，强调社会结构与个体的双重建构。由此，布迪厄构筑了一套包括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在内的理论体系。
　　基于布迪厄的理论，本书把大学作为一种变迁的场域，通过分析变迁场域中教师的实践及其逻辑，更为深刻地理解教学与科研关系。大学场域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大学场域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大学场域的基本活动是教学与科研；大学场域的基础是高深知识；大学场域是一个非常隐秘的斗争场所。大学场域具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即知识的逻辑。大学场域是相对独立的，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以及知识型的演化，大学场域也正经历着变迁。整体而言，19世纪及其以前的大学是理性大学，而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大学逐渐转变为学术资本大学。
　　场域变迁导致了教师行动的变化。教师虽然仍普遍持有教学与科研关系相统一的信念，但教师的行动却呈现出教学与科研的分离以及“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在教学与科研关系上，大学教师存在着信念与行动的背离。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学场域的既有惯习(即理性大学的惯习)和新生惯习(即学术资本大学的惯习)的更迭与冲突。大学场域的既有惯习主要有“传道授业解惑”、“以学术为业”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新生惯习包括“科研至上”、“以学术为生”及“顺从等待”等。
　　身处新的场域，即学术资本大学之中，教师不得不动用各种资本去寻求科研以立身。在资本动员和位置抢占中，大学教师分化为占支配地位的教师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教师。但是，他们为了辩护自己的行动，却运用了同样的策略，那就是“以教学的名义”。处于支配地位的教师的行动策略主要包括：强调科研之于大学的基础性地位，推动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教师的行动策略主要有：提升教学的地位、发展教学学术以及设立教学型教师等。经历并不断斗争，大学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上产生了身份的认同危机，并出现了对大学传统文化的忘却。
　　教学与科研的分离与对立以及大学教师身份的分化，使科学探究逐渐远离了学生。没有科学探究的大学教育是毫无生机的。教师是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具体实践者和最根本的载体，因此重构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关系，成为改善大学教育的紧要之事。教师教学与科研关系的重构，必须基于场域和教师行动的双重变革。大学要进行场域重建，走向“民主大学”，即大学要成为一个可以各抒己见的具有批判性的交流与交往的中心。同时，大学要承担起改善教师发展制度、教师评价制度并强化教学与科研关联的使命。教师要注重学习优秀教师的经验和智慧，进行教学反思，加入共同体并在其中发展，以提升教学与科研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