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教材采用了中美教授、学者合作编写的形式。由中外学者合编教材国内已有先例，但是本套教材无论从编撰者的数量到编写人员的素质，从双方合作的广度到相互交流的深度，从教材种类所涵盖的范围到其内容的真实性，都是前所未有的。编写初始由中方编者提出编写思路、选材要求，之后将要求交付美方编者，由美方编者在美国选材。在选材过程中，双方经过多次讨论，最后确定每一篇课文的内容与长度。然后由中方编者根据所选内容编写配套的练习，最后由美方审读并润色。这种分工方式最充分地利用了双方的优势：中方编者不但有在国外学习、工作、获取学位的经历，而且长期在国内高校从事英语教学，对国内学生的需求以及国内现有教材的情况了如指掌，可以准确地把握教材的内容和难易程度。而美方编者的优势在于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英语教学和文化的认知与了解。他们出国前均为国内高校英语教师，并有在美国大学英语系不低于20年的教学经验。他们不但对国外的英语教学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对英语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直觉的感知，而这种感知是从任何教科书中学不到的。凭着这种感知，他们不但可以在教材的最终审定过程中杜绝那种语法全对但读起来不像英语的中式英语，更能够在选材的过程中准确把握住西方文化核心的东西。 第二，教材以主要英语国家的文化为切人点，全部课文采用英文原文。教材的配套练习有很强的针对陸，适合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课堂教学使用。以精读教材为例，从第一册的第一课起，全部的课文均采用有实质内容的英文原文，从而彻底摒弃了无文化内容的以句型练习为主的课文。另外，语法讲解和练习均出自课文中出现的语法现象，而不是脱离课文内容、为语法而讲语法的训练。这样安排语法的讲解和练习就是将语法放在一个从属的地位。语法仅仅是对语言现象的描述与诠释，而不是规范语言对错的标准。与课文的文化内涵和语言的活力相比，语法理应处于从属地位。无论是以书面语为主的精读、泛读课文，还是形式活泼的听力、口语课文，有很多句子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然而正是这些看似不符合语法的句子才是语言的生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语言。而我们的学生就是要感悟、学习并掌握这种有生命力的活的语言。而不早那些完全桔语泱规则编浩山来的僵死的语言。 过去社会上对于高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有这样一种指责，说他们只是一个“传声筒”。当然，这种指责讲的并不是在翻译中，特别是15译中，即从一国语言转换成另外一国语言的过程，而是嘲笑英语专业的学生没有思想。虽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能随意添加或删减原文中的内容，但是如果译者没有足够的思想文化素养，那么很可能在理解上出问题，或是在用另一种语言转述时出现纰漏。这是我们作为外语教师和我们的学生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我们编著本套教材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使学生接触有文化内涵、有生命力的真实语言，从而避免在语法规则内闭门造车，避免“传声筒”式的教学。 第三，在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努力锻炼学生对外国文化的分析、批判和吸收的能力。不同课型的教材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突出教材的文化特征是本套教材*的特点。英语专业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起码应该涵盖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1)要熟悉所学语国家的文化；(2)要了解所学语国家文化深层的内容；(3)要有鉴别、分析、批判和吸收外国文化的能力。本套教材的编写就是基于以上3个文化方面的内容。首先，教材内容涵盖了主要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社会等诸多方面。学生通过学习课文不仅了解其中丰富多彩的内容，同时锻炼对包括历史渊源、宗教背景、政治、经济、地理诸领域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的分析能力。其次，教材的内容要蕴含深层的文化内涵，要有强烈的时代感。要在有限的课文中详尽地反映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内涵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做出选择，有取舍地遴选教材的内容。本套教材的选材原则是兼顾经典和现当代题材，以反映当代文化题材为主。如全部精读和泛读教材的128篇课文中，只有一篇选自18世纪爱尔兰裔英国作家斯威夫特(Swift)的作品，其他文章均为现代和当代作家的作品。而这些文章所涉及的主题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很多文化现象，包括环保、就业、商业和技术对教育的冲击等等问题在世界各国均有普遍性，有些也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另外，所选文章不仅体现出当代文化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这128篇课文中所涉及的问题均以议论文、辩论文的形式出现，没有一篇是一般人物或事件介绍性的文章。况且，很大一部分课文均以对西方传统、主流思潮批判的形式来阐述某个问题。这也是本套教材与国内其他教材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由于议论文、辩论文旨在与读者进行交流；学生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去接触课文中所涉及的内容，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就为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内涵进行分析和批判提供了必要的途径与方法。